四處打量

我說著,指著自己的胸前,他用力點頭,還用手指做個小圓圈。好像是要日本的硬幣。我爲自己的誤解慚愧。那時,我想起背袋裡有日本硬幣。離開東京時,我把牛仔褲口袋裡的硬幣都塞進空的底片盒裡。我從背袋拿出黑色的底片盒,把硬幣倒在手上,伸到他面前。「選你喜歡的吧!」一共有一百圓、十圓和五圓的三種。他猶疑半天,最後選了五圓的硬幣。 我要他再選一個,他搖頭說不用了 。「爲什麼?」我問。他用蹩腳的英語說紀念嗎? 只要一個?不要兩個?他說做紀念一個就夠了 。我愈發感到慚愧,思索還能怎麼謝他。終於想到一個。我請他到旅館,他有些訝異,但還是很感興趣。去室內設計櫃檯拿鑰匙時,老闆狐疑地看著他。雖然沒有必要,但我還是向老闆解釋有東西要給他看。我帶他進房間,他好奇地四處打量。我讓他坐在房中僅有的一張椅子上,打開放在角落的旅行背包,掏出一個塑膠袋。裡面有一堆我經過的國家沒用完的硬幣。我全部攤在桌上,按照國別分開後,再將硬幣分類。他不知道我在做什麼。結束分類後我告訴他:這是香港的硬幣,這是澳門的硬幣、這是泰國的、這是……。 然後說,你喜歡的話可以拿走。給我?對,給你。這些對,只要你喜歡。他臉上綻放光彩,反覆擺出「眞的可以拿?」的表情。 「拿啊」我說,他邊想邊拿。我以爲他每一種會拿一枚,但是他每一國只拿一枚。有刻著伊莉莎白女王肖像的五元港幣和泰國的六角形硬幣等等,根據他爲自己定的「紀念」規則。選完後,他高興地問:其實他要拿多少都行。我說,他安心地點一下頭。經由薩姆森開往安卡拉的巴士下午一點準時出發。 這條路沿著黑海的海岸線而開。車行不久,就看到一個小岬角,繞過之後,就是一個海灣。車過海灣,越過岬角,乂過海灣。這樣反覆中,太陽漸漸西傾,變得又紅又大。夕陽消失在岬角後,海水立刻染成金黃色。從車窗看到那水光輝彩,我有種奇異的感覺。我正前往安卡拉,要去見一位土耳其女性,爲了告知她一個消息。 我這趟從德里到倫敦的野雞車之旅並沒有任何意義,是個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但只有瘋子才會去做的無聊事。因此,從德里走什麼海外婚紗路線到倫敦,是我的自由。完全沒有必須經過哪裡、要順路去哪裡的義務。但是,我卻有一個必須經過土耳其的理由。充當使者,土耳具臨行前建築家磯崎新和雕刻家宮脇愛子夫妻在濱松町的中國餐館爲我餞行。 當時,磯崎夫人告訴我一件事情我在術界有好幾位恩師,其中一位去年客死維馬。他經和一個土耳其籍的女”弟子在維馬同居,但是他在日本有妻有女。女”矛子,覺悟到彼此不可能結婚後,不久即返回搬家公司。好像也在土耳繼續”吴術生涯。如果你這趟旅行經過土耳兌麻煩你把這個交給她。

那個時代

同時,本書係由報紙連載稿集結而成,必須以連載的進度來論述百年的歷史,免不了要省略許多會議桌事件的經緯、背景和人物經歷等等,我因此也收到許多意見,認為出版成冊時可以多做注釋。只不過,需要註釋的項目已經全數寫在《陸奧宗光子時代》、《小村寿太郎々時代》、《幣原喜重郎奇時代》(幣原喜重郎和那個時代〕、《重光、東子時代》〔重光葵、東鄉茂德和那個時代)、《吉田茂子時代》這五本一套的叢書中(研究所出版)。讀者若想了解更詳盡的史實,還請以這五本書為參考。此書另有適合中小學生閲讀的大字體版本,希望藉此讓下一代更了解歷史。 最後,我要向產經新聞的細野憲昭、花房壯兩位編輯,以及扶桑社的真部榮一致上感謝之意。平成十四年七月岡崎久彥罾我不知道他要帶我去哪裡,我也沒問,安心地置身在他的善意裡。悠閒地走在緩坡上,一輛古董福特汽車停在路旁。周圍建築的老舊沉暗和陽光映照下車身的銀光燦爛呈現極其鮮明的對比。我剛拿出照相機擺好架勢,前面的茶店走出一個蓄鬍子的人,不停地對我說話。起初我以爲他說「這是我的車,你別照」,結果正好相反,他是說「這是我的車,連我一起照吧。」我用力點頭,拍完他和汽車後,四周已圍起人群,爭相搶到照相機前面擺姿勢。我不由得高興起來,像臨時受雇的攝影師:個個幫他們照。 茶店前的馬路突然成了攝影會場。特拉比松的人之愛照相,怎麼照都照不完。幫一個男人照完後,他就說等一等,跑到小巷裡,隨即抱個嬰兒回來要合照。最讓我吃驚的是,一個走不動的老人竟讓兩個人抬過來,坐在茶店搬出來的椅子上讓我照!我猛然想到,這不會是葬禮用的照片吧!只見披著皮衣的老人單手握著手杖、挺起胸膛面對鏡頭。 我連續按著快門,在拍完兩捲三十六張的底片後終#打住。接著,照過相的人紛紛遞給我大概是他們唯一的骯髒名片,說照片請寄到上面的地址。我記不住名片是誰的,但只要都寄給這條街的某個人後,總會有辦法轉到各人的手上。於是我答應。攝影大會結束後,我走進不遠處的另一家茶店小歇。帶我去的年輕人大概是學生,但不像大學生也不像中生,或許讀的是職業訓練所或專門學校。 我一邊喝茶,一邊跟他學上耳其語。新到一個阈家是這樣,先學從一到,^的數字和什麼、多少、哪裡、如何等字眼。他和昨晚的鬍子老人一樣,對日本抱著特殊的好感。不是說就是說。也像鬍子老人一樣不讓我付茶資。 走出茶店不遠,路邊有人賣蘋果。不知價錢如何,蔬在找標價時他問:我說喜歡後,他買了兩個,分我一個。我要付錢時游阻止我,我說聲謝謝,大口啃著蘋果。他好像知道我只想在街上閒逛,當我被汽車修理店^工人表情吸引而拿出照相機時,他就在旁邊默默等待,我對公園裡的小孩遊戲感興趣時,他就用英文草字告訴我遊戲的規則。我們交談不多,一直逛到黃昏。他那含蓄的體貼讓#感激。但也不能一直和他混在一起。 臨別之際,我想跟他道謝。我說想送你禮物,你想麥什麼嗎?他略爲猶豫後說是嗎?要錢是嗎?之前的親切都是爲了錢。我有點关望,但也怪自己一廂情願。或許他一開始就打算做我的私人導遊,沒搞清楚是我自己不好。既然這樣,就給他應得的代價和適度的謝禮吧!如果是在印度,我是絕對不會給錢的。我從牛仔褲袋裡掏出里拉,放在手上遞給他,擺出他要多少儘管拿的姿勢,他卻慌張地說「……?」我完全不知道他要說什麼。這時我才明白他要的是北海道錢幣。

序章和終章

我們這一代的任務是拭去戰爭與占領的殘渣,為新世代準備一塊潔白無瑕的畫布,讓他們得以不受拘束地揮灑出代表自己的鮮明色彩。這才是排除偏見史觀的真正目的,也是我衷心的祈願。本書內容原見於產經新聞,自平成十四年四月一日起,一共連載七十三回。連載文中已經有了序章和終章,我原本不必再寫屏風隔間後記,但又想為讀者說明此文執筆的心路歷程及景,略供參考。 我對日本近代政治外交的研究發表,始於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陸奧宗光》一書。當時我擔任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在沙漠的隔絕中利用過多的餘暇撰寫,並於八五年起逐次發表在研究所的期刊上,其後由研究所出版成上下兩卷。從那以來,我一直想將該書譯成英文,向現代世界由戰勝國盎格魯,薩克遜史觀所支配的近代史觀小小挑戰,只是這個心願至今仍未實現。其動機正如我在《小村寿太郎時代》(小村壽太郎和那個時代)一書的後記所述。 為此,我將只有巴里島人會關注的內容從《陸奧宗光》中刪去,然後將可以直接英譯的明治前期史加進去。這就是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陸奧宗光子時代》(陸奧宗光和那個時代)。也在同一時期,我於九七年開始籌劃陸奧以後的明治、大正到昭和前期之近代史的寫作。這段過程也在《小村寿太郎子時代》的後記交待過了 。 扼要地說,想克服偏見史觀,追求歷史的真實是最有效的。但是真相往往不只一個,要如何 ,保持其輕重、大小的平衡,也同樣重要。可惜的是,沒有一個方法論可以做到這一點,除非是仰仗極具洞察力的天才,或是請見地卓著又中正不倚的學者專家們做出共識。這五年來,我就是四處去向這些學者專家討教,試圖掌握出人人都可以接受、且都認為客觀而適當的「線」。 在這之中,我獨獨不願記述大東亞戰爭的終戰時期,一來是相關研究已多,要達成那條「共識之線」已經足夠可能;一 一來是其後的占領時期研究仍被認為是個未完成的領域。因此,我所撰寫的主題就算再惹爭議,大致也仍然可以達到「這麼說或許也沒錯」的共識度。 一如我在《吉田茂奇時代》〔吉田茂和那個時代)的最終章所寫,針對占領時的歷史,國民的歷史觀恐怕還不夠成熟,或者現在才正要開始成熟。 事實上,我在產經新聞撰寫此連載的動機便是由此而起。以現在的出版業界而言,一次英譯五本書會太吃力,我便思考將五本的內容簡要彙整,才有單元連載形式的產生。此外也有人提醒我,以中小學校的室內設計教育而言,這一套五本的叢書太長了;為此,我也修改了原稿用詞的語氣。這些文章的英譯或許真能完成。雜誌替我構想了 一個企畫,今後將以一週一回的頻率翻譯成英文並連載,需時約一年半。話說回來,這麼一來,學者間必定也有人指摘那五本書應該完全英譯,不過這就是我自己的課題了 。

左翼勢力

即使美軍的占領已經結束,國際與日本國內的左翼勢力仍然在維持、強化、穩固前述措施的影響力。的確,對於憲法九條和東京審判,日本的左派人士與和平主義者是給予支持的,但那之中不免有既成辦公椅事實的追認成分,且就戰後的各個時代階段來客觀推想,單就國民自發性的意願而言,要贏得多數支持的可能性也是零。 關於憲法九條,只有幣原喜重郎知道它的真實成因,因為從昭和天皇到共產黨員,沒有一個日本人有過這種想法。在當年,不想遭到肅清的國會議員默許它通過,並在嚴格的言論管制下向全民洗腦,說這是日本的自主意願。 至於東京審判,那就沒有一個日本人了解了 。沒有中立國的介入,庭上坐的法官全來自於戰勝國,在一個連房屋和糧食都窘乏的貧困谷底,以占領軍的絕對權力做後台,挾帶戰爭時期的淺薄歷史觀點,凌辱戰敗國的歷史與傳統,貪圖毀滅的快感將之形容為一場片面的、杜撰已極的審判,絕無不當。 既然修憲需要時間,我們不妨先設法遏止因憲法而產生的知性頹廢,等到和平條約下的判決執行義務全數結束,東京審判成為過去的歷史時,重建國家主體性的根基才能奠定,日本才能夠展現自我價值。 令下一個時間表占領結束都過了這麼久,我們雖然仍為此感到國家積弱不振,但是回顧歷史事例,類似的情緒卻也不少。不論古今東西,蘇美島文化的最盛期總在戰亂的百年之後到來。中國漢朝的武帝、唐朝的玄宗,以及日本的元祿等等皆然。我曾經想,為什麼總是要耗上一百年呢?和戰後五十年的今天相比,我才終於明白。日本國民上一次直接受到戰亂摧殘,竟然是四百年前的戰國時代。 關原之戰〔一六〇〇年)結束了戰國時代。雖然關原之戰的五十年後又爆發由井正雪之亂 (一六五一年〕,但後者的參與人都是在關原之戰後出生的,仍然帶著戰爭的影子。 直到戰亂的影響完全返去,也就是在元祿〔一六八八年〜一七〇四年)的前後十年間,才有井原西鶴〔一六四一 一年〜一六九三年)、關孝和〔一六三七乂四一 一年〜一七〇八年)、松尾芭蕉〔一六四四年〜一六九四年)、近松門左衛門〔一六五三年〜一七一 一四年〕、新井白石〈一六五七年〜一七二五年〕、尾形光琳〔一六五八年〜一七一六年)等才子文豪們的現世。 戰後五十年,今天的國會、媒體仍然為了憲法九條或靖國議題而爭論不休,而這也都是戰爭的後遺症。只要這些論爭持續一天,我們就無法期盼創造新文化的能量何時湧現。 對年輕一輩的人而言,對這種台胞證話題感到不耐也許才是正當的態度。戰爭和占領的清算就讓我們這一代去扛吧,下一代應該思索日本與人類的漫長歷史與文化,應該去正視人性的本質和普世價值,應該去創造新的事物。

改變論調

日本方面,蘆田均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寫了 一封信給艾克爾伯格將軍,為安保條約跨出了第一步。艾克爾伯格是美國陸軍第八軍團的司令,對日本軍在戰時的英勇讚不絕口 ,武人性格的他甚至毫不諱言地說:「我真想率一個大隊的日本兵上戰場試試。」他與舊日本軍人交好,獲悉蘇聯讓我們做個大膽的magnesium die casting假設:若是麥克阿瑟也改變論調,贊同重整軍備呢? 那麼吉田不只要應付和平條約的交涉,還得同時面對兩位美國司令官的壓力,想來是不會再反對建軍才是。 舊金山和約的簽署儀式上,吉田說「這份條約不僅公正,更是史上罕見的寬大」此話當 然是和占領軍協調過的說法。吉田並沒有把日文版的講稿完全讀遍,而是跳著讀的;假若是自己花了心血寫成,怎麼可能會跳著讀呢。這是占領時期最後的屈辱性表現。 和約簽訂,事情卻還沒有結束。直到半世紀以後,國際共產勢力仍然企圖強化占領的後遺症,戰後左翼製造出的思想混沌仍然是個困擾,讓日本不得不在呻吟中求生存。 力全新的畫布令新的自我認知從培里叩關到占領結束正好是一百年。在那之後又過了五十年,日本卻到今天都還沒有展現過國家的自我獨特性。以往並不反對日美同盟的人,近年來也開始有些反美天然酵素意見,其中隱約透露著渴望這種自我認知,期盼外交主體性的心情。 的確,從前的日本擁有過強烈的主體性。從文治社會的德川三百年、忠君愛國的明治、親手打造的民主大正,到為了稱霸亞洲而堅持戰爭,其間都有一貫的武士道精神相連。 而今都已喪失。傲使日本不與美國聯手,做一個能夠行使自然權的正常國家,再自主性的為國家利益去謀略,那麼我想,我們同樣會得到維持日美同盟的這個結論。今天的日本人卻是自己縛了雙手,只知道埋怨別國埋怨一個重要的盟國不懂得反求諸己,還在這樣的一個保護傘下大談國家主體性的需求。如此悲慘,何有至之。 令淵源始自占領期這種心態的淵源始自占領時期。占領時期的改革放寬了言論與結社自由、婦女參政權、勞動工會法、農地解放等等,都是日本社會成熟的歷史性必然,而且在戰爭與戰敗等社會劇變的刺激下,日本人自己會依循著明治憲法下的法制化去開放。所以這些體制和精神繼續留在日本的社會裡,生根茁壯。相反的,那些不屬於歷史必然的,不是日本人自主意志的辦公桌事物,像是言論管制、公職追放以至於財閥解散、自治體警察等等,很快就消失了 。到頭來,日本人至今仍然對憲法九條和東京審判充滿疑議,教育基本法的通過與實施或許也可以算在裡面。

和平主義

不過,戰後日本有個顛倒的心理現象,便是以親日的美國人為仇恨目標。卡恩正可說是這個現象钓例子之一。在沒有任何預設aluminum casting立場、沒有偏好或成見的情況下,一個優秀的美國人來到日本,多半要為日本的民情與優越的技術水準而驚嘆,尤其是日本人的正直和可靠。當美國希望將日本列為其世界政策的伙伴時,兩國同盟關係和日本防衛力的強化自是必然。 反過來說,對冷戰時期的共產勢力而言,削弱此兩者才是當前課題。當然,共產勢力絕不會承認此舉的真正用意當危機發生時,讓日本變得更不堪一擊他們於是將之訴諸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日本所謂進步的文化人、左翼、傳播媒體便予以支持,因而發展出如前述那般顛倒的敵視公式。令顛倒的公式就這樣,許多懷著善意而來的美國人受到挫折,不再對日本懷抱期望,或是倒向美國世界戰略的另一條路線中國;冷戰時期的共產戰略、因占領政策而不自覺迎合的左翼言論與教育方向,也因此為日本的外交帶來難以估計的損失。占領政策的轉變,很快便展現出成果。 一九四九年,戰爭賠償中止。解散那些為日本軍國主義撐腰的財閥原是改革派的堅持,但在一九四九年的獨占禁止法修正後,產業界可以循舊財閥集團重建。 吉田也要求解除公職追放令,為日本的政經重建討回人才。這是他在公開場合的一貫言論。解除追放的訴願審查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一 一月設立,歷經一年半的審核,共有一萬多名公職人員恢復自助洗衣身分。附帶一提的是,由於日本共產黨在五〇年代起放棄了和平路線,追放令便開始針對共產黨員而發,使被追放的共黨幹部潛入地下。軍國主義體制的另一個支柱是地方分權化的自治警察,但也因為經費不足,幾乎都在這個時期自動請辭或還職。這就是當時所謂的「反向路線」〈譯註:原文作「逆」。今多用以借喻為「物極必反」、「走回頭路」,或指政策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等等〕,並未觸及憲法、戰爭審判等基本法條,但有逐漸修正占領行政的過當之處,安保條約與和平條約令麥帥的非武裝堅持九五二年〔昭和一 一十七年)的和平條約,終止了占領統治。 這七年的接管不僅是世界史上的特例,也在日本人的心理上留下深深的傷痕,但也有人從另一個角度看,認為和談延後反而有好處。 美國最早的提案是禁止軍隊的,軍用和民用飛機也一律禁止,可做軍備使用的辦公家具產業或商船隊都要限制,而且聯合國代表必須常駐日本,連續一 一十五年都要視察。 當然,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日本依舊施行著占領時期的憲法,在靖國、教科書議題上時時受鄰近國家的干預;再去比較那一 一十五年的屈辱與不合理卻可以換回完全的獨立!!應該也有人持相反見解才是。人也好、國家也好,天下事都像塞翁失馬。

立竿見影

吉田茂得到了最終勝利。他賞識的官員和派系子弟兵陸續當選議員,長期執政的基礎越紮越穩,卻也因此醞釀出日後鳩山復出時的糾紛,走上「反向路線」令占領政策的改變如立竿見影九四九年〈昭和一 一十四年),吉田茂領導民自黨在選舉中大勝,正式展開他的長期政權之際,全球關鍵字行銷情勢也有急遽變化。邱吉爾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鐵幕」演說中已經預測到冷戰的到來,現實的徵兆卻到了 一九四七、四八年才出現。到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歐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歐洲的對日政策開始轉變,美國國防部與國務院冷戰戰略的肯楠小組也準備改變對日策略,全力因應冷戰。矛盾的是,的民政局認為這些都是第一 一次大戰的延伸構想,因此仍在阻攔這些外來資訊,為的是不讓日本再度引起戰爭,要「徹底的改造日本」。 另一方面,在一九四八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到來時,候選聲望極高的麥克阿瑟便出面聲明,說有人指摘他在日本的占領政策錯誤,其實全是選舉語言、政治陰謀。 不過,麥帥在總統大選中還是敗給了杜威,使得占領政策從兩方面開始轉變。其一,華府開始反抗麥克阿瑟的權威,占領翻譯社政策的調整變得容易了;其一 一,麥帥本身的政治 娜野心從此打消,代表他不必再顧忌自由派的輿論。他對日本的非武裝主張變成了缺乏彈性的堅持,五角大廈和肯楠提出的政策改變也一再被打回票。 令知日派開始活動發揮了影響力的,反而是民間的知日派人士 。這些人從占領初期就被排擠在外。一九四八年三月,杜曼等知日派人士組成對日協議會簡稱人,以葛盧為名譽會長,活動則以新聞週刊…義的外交議題編輯局長卡恩為中心。 卡恩自戰前即指派與曰本政壇高層交好的帕肯漢為新聞週刊的東京顧問。帕肯漢與牧野伸顯、鈴木貫太郎等人接觸後,向卡恩報告「日本的占領是毫無疑問的接連失敗」,並將報告內容刊登在新聞週刊上。 據說麥克阿瑟大怒,魏勞畢卻對他表示「讓我來寫,恐怕也是字句不差」。人在美國國會發起遊說活動,主要訴求是中止對日經濟限制、協助日本復興經濟,以及培養日本成為美國戰友等等。這些意見得到華府的die casting共識,使得占領政策逐漸轉向。從此以後,卡恩成為日本左翼媒體的眼中釘。在六〇年代的安保學運期間,他受左派憎恨的程度幾與岸信介不相上下,後來又與一起軍機採購弊案有些許牽連,因而被貼上「右派黑手」的標籤。

反凱迪斯行動

首先,他們反對平野力三擔任農林大臣,表面上的理由是平野曾在戰時領導農民團體,實際上卻是為了大陸新娘和吉田與魏勞畢親近。儘管片山總理懇求,凱迪斯仍然堅持要罷免平野,以致內閣失去四十名平野派人士的支持;這個結果也使得社會黨內的左派發言份量大增,黨內統籌更加困難,片山因此辭職下台。 民政局不願意將政權交給第一 一大黨的自由黨吉田,隨即暗示可由蘆田均接掌內閣。國會便也順應的意願,指名蘆田上台。不久,蘆田內閣因昭和電工事件而倒台,而這件官商賄賂弊案的背後,據說隱藏著的反凱迪斯行動。 當時的國際情勢已急速改變,冷戰無法避免。就魏勞畢等現實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凱迪斯等人的作為簡直愚不可及,因為美國原本可以將日本塑造成冷戰中的致勝籌碼之一,卻因為公職追放、財閥解體或削弱等倒行逆施,反而縱容了日本國內的左翼勢力。 知道凱迪斯與鳥尾鶴代元子爵夫人有私情、在日本過著「殖民地生活」後,魏勞畢派的〔憲兵)就命令警視廳拍下兩人密會的照片。警察雖然成功攝得兩人親吻的那一幕,卻因為驚動當事人而被發現,凱迪斯一怒便將警局領導者降職到鄉下去。這一段也很像殖民地時代會上演的线導。虞石。 蘆田失勢後,凱迪斯仍企圖阻擋吉田接任總理,竟然推舉自由黨的幹事長山崎猛。若在以往,由於這是的指示,婚友社通常不會有異議,卻沒想吉田不同意,山崎也高潔地辭去議員,票數流向山崎的可能性頓時消失,吉田便以一百八十五票出任總理,組織少數單獨內閣。吉田提議解散總選舉之後,在野黨提出一項罕見的質疑,認為新憲法下的總理不應片面行使解散權,這倒給了民政局一個機會。 在議會民主制度中,總理本來就有權解散議會,或是對議會提出不信任案。就算吉田此舉為新憲法制訂後的首例,質疑的一方也未免太缺乏分權與制衡的概念了 。吉田的姿態當然強硬。民政局只好端出妥協seo方案:暫緩解散、改由社會黨提出不信任動議,再經表決後同意解散。這就是所謂的「共謀解散」(夂解散)。 令吉田內閣再起事情進展到這個地步,占領軍的指示成了毫無意義的內政干涉,一切只在顯示日本政壇是如何不得不服從。這讓我想起艾克頓男爵的話權力會腐敗,絕對的權力更是絕對會腐敗。 到了昭和一 一十四年一月的總選舉,吉田民自黨以一 一百六十四議席獲得壓倒性的大勝。凱迪斯在一 一十三年年底去了華盛頓一趟,也許是去報告占領的目的無法達成。總之,他在此行中遞交了辭呈,此後沒有再回到日本,就這麼拋下一幫忠心輔佐的部下和長期對他有所仰仗的日本人。凱迪斯在日本的權力已經動搖,也許有別的理由令他不能再順利地留在日本,倘若他對這片土地有一絲感情,應該做不出這種事。

深切的感受

道爾在書中寫道:謂聯合國未犯任何罪行的這個神話,創造了 一個非現實、超現實的世界。日本人被封閉在一個扭曲的時空中,不知道美蘇公司設立同盟已經瓦解,不知道中國發生了國共分裂,也不知道亞洲再度掀起反殖民鬥爭,只有第二次大戰的勝利口號不斷在他們的耳邊播送。連續進行了七年的媒體審查後,美國自己都拋棄了占領初期那不成熟的左傾思想,日本的左派言論、教育卻因為迎合當時的政策而助長,結果成為戰後日本思潮的潛流,而江藤氏正是感受到這一點。 在戰後半世紀的安保論爭中,這也是我深切的感受。在國際軍事平衡中,國家的安全是相對性的。當蘇聯的威脅在一九八〇年代達到頂峰時,國內的議論本該以國際情勢的分析為優先,日本卻閉著眼睛不看大環境,只顧著討論過去戰爭的悲慘和憲法條文。輕忽國際消息是戰後日本的積弊,源流大概就是從這兒起的。放棄軍備的結論既出,日本人 面對國際間的威脅與情勢就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視而不見,一 一是繼續遵守占領時的言論管制原則,片山內閣與蘆田內閣令受民政局擺布的短命內閣戰後,日本曾有過一段極端左傾的時期。 在傳播媒體的宣傳下,出獄或結束海外流亡而歸國的共產黨員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日本的共產化也因此被形容為不可避免的歷史之必然在昭和一 一十一 一年〔一九四七年)一 一月一日的一 一 一罷工之前,日本國內瀰漫著宛如共產革命前夜的氣息。不過,只下了 一道取消越南新娘的命令就令得那種氣氛頓時消散,看來也許只是某種虚張聲勢,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革命往往發生於不預期,那麼二一罷工說不定也是個危機。不論如何,的介入改變了潮流,日本的革命激情期也迅速結束。到了四月,總選舉在占領軍的命令下舉行,社會黨以一百四十三席成為第一大黨,自由黨則 观有一百三十一席,民主黨佔一百一 一十四席。吉田茂下野,謝絕連任。 在吉田的政治生涯中,這是他做過的最佳判斷。憲法已經制訂,下任內閣已經沒有具凝聚力的中心目標。推動和平條約的時機還未成熟,經濟又仍然一蹶不振,誰來做都不會有起色,況且政壇中的羅斯福新政擁護者還在橫行跋扈,內閣總理只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不過,長期陷於絕望深淵的國民,對吉田自由黨政權的期待反而日益升高。令干涉內政在這段期間,民政局肆無忌憚地干涉內政,不只使日本屈辱,也是美國之恥。片山哲籌組社會黨內閣原本是左翼新月老們所樂見,卻因為這些外力介入組閣,反而令這個內閣提前垮台。

一廂情願

他在書裡開宗明義的寫到,身為藝文評論家,他每天閱讀文藝作品,總覺得人們所處的「言語空間受到某種奇妙的封閉、或奇妙的拘束」,於是追根究柢地探尋,發現來自於占領時期的言論管制。我在這三十年來論述日本的公司登記安全保障,最常受到的也是警告而非批判是「講這種話妥當嗎」,而不是「你的觀點錯了」。我總是不知該怎麼回答,因為發出警告的那人顯然是自我約束的,有些話不會講出口 。 我所感受到的是安全保障論的禁忌,江藤氏所感受到的則是「企圖瓦解日本的自我認知與對歷史的信任」。文學家或許容易衝動或一廂情願,但從凱迪斯有意藉言論管制政策來根本改造日本的這一點看來,江藤氏的指責或許沒錯。 占領軍的媒體審査是一項大工程,單月份經辦的資料就有報紙及通訊共計三萬件、廣播稿一 一萬三千件、雜誌四千件、其他出版品七千件,且據說在四年內拆閱了三億三千萬封私人書信、監聽過八十萬通電話。 有五千名受高等教育的日本人受雇從事這份工作,他們的月薪從九百圓到一千一 一百圓不等。當時的儲蓄存款設有提領上限,一個人就算再富有,每個月也只能領出五百圓。這些經費全由「外籍新娘處理費」支出,也就是日本國民的稅金。 那些人也許是在戰敗的貧困中忍辱從事,他們的過去如今已被埋沒。令違反日美憲法 媒體審査當然是最高機密,開始或結束的時間都不會公開。不消說,此舉顯然違反了波茨坦宣言第十項的「尊重言論與思想的自由」。此外,從事此案的美國國民也違反了美國憲法,日本國民則是違反了新憲法。 想當然爾,光是論及審查一事的存在,就會被優先列為審查的對象。這一點衍生出人們預期之外嚴重影響。戰前和戰時的日本也實行過媒體審査,被刪去的部分都會改成X字,所以閲聽人仍可以從前後文來推論被刪去的字意為何,接受審查的出版品不須折衷,執筆者仍可以大大方方地表達構想,因為X字也不過就是X字而已。占領下的媒體審查卻是針對文意本身的思想性,文章的基本構想、其背後的概念都得改變,否則就不算是一篇合理的文章,抗拒審查或改寫的作者也將失去生計。一次又一次下來,就成了思想的改造。 歷史學家道爾曾說:「很快的,日本人學會依照新的規制去自我審查。人人都知道自己敵不過最高權力,沒人敢向它挑戰。」「勝者把民主掛在嘴上,實際上卻企圖將人民的思想朝向單一方向統一。由於這項工作進行得太順遂成功,以至於美國人甚至認為那就是日本人的特質。」令占領後的持續、擴大審查搬家公司審查的條件範圍極廣,舉凡對占領政策、東京審判或新憲法制訂的批評,或是美英蘇中韓等戰前所有行為的抨擊,包括戰後日本社會的悲慘景況和占領軍放肆等等的負面言論都在管制之列,冷戰等海外話題也被禁止。